之前分享过一个关于CNA podcast的思考。podcast的标题就是：Are generous health insurance policies inflating medical costs（慷慨的医疗保险是否推高了医疗费用)？政府最近关于住院险IP rider的规定改革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是的！
新政有什么变化？
新的IP Rider政策规定：
🎯 Rider不再覆盖最低自付额（Deductible）
🎯 Rider覆盖的共同承担额（Co-payment）顶限由3000提高到6000
先聊聊这两个概念：
👉🏻 最低自付额（Deductible）：指的是在保险公司开始赔付之前，投保人每年需要自己先支付的医疗费用总额。只有当年度医疗费用超过这个金额后，保险公司才会介入赔付。这个额度在1500到3500不等，不同等级病房）
👉🏻 共同承担额（Co-payment）：指的是在扣除最低自付额后，剩余的医疗费用中，投保人需要与保险公司按一定比例共同分担的部分。例如，保险公司规定共同承担额为5%，则剩余费用中投保人需自付5%，保险公司支付95%。
现有的IP Rider可覆盖最低自付额，也设置了共同承担额的顶限，最低顶限在3000块，也就是不论实际医疗账单是多少，消费者每年只需要最多支付3000块。
但不是所有的IP Rider都有这个配置，其实能有这个配置覆盖私立医院的Rider价格很高，特别是随年龄增长价格攀升幅度加大。
年中给刚出生的弟弟买住院险时，仔细对比研究了各公司条款和价格，综合比较下我最终选择了不覆盖私立医院Deductible，Co-payment顶限在6000的Rider配置，这和目前政府出台的政策正好匹配。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配置，为什么认可新政策，仔细聊聊。
慷慨的医疗保险是医疗通胀的罪魁祸首吗？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分享过一段亲身经历。在家人查出重大疾病的时候，由于有私立医院保险，我的前保险经纪主动把我们介绍给陪诊服务，其中的弯弯绕绕让我看到各种角色——私立诊所、保险经纪、陪诊服务机构，在新加坡私立医疗体系中企图分一杯羹。
陪诊的业务员只给我们介绍和他们有商业宣传合作的诊所，在我们面前和诊所前台护士窃窃私语交换文件，我最终自己联系公立医院和非合作医生后选择自己信任的诊所，他就销声匿迹了。陪诊服务的开销和成本表面上是医院和诊所承担，但最终都以保费上涨的形式转嫁给了消费者。
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推出如此慷慨的医疗保险呢？无非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消费者在可负担的情况下也很愿意为“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配置买单。医疗机构在给有“完善的保险覆盖”的病患治疗时也不会束手束脚。多方都没有严重问题，但是埋下的一颗大雷就是不断攀升的医疗费用和保险保费。
为什么我认可新政？
在家庭理财坦白局的分享中，我列出了家庭保险配置，每月的消费型保险开销近2000，可见我买保险一点不手软，但是有几个原则：
⚠️ 只保障小概率但是极大伤害的事件——大病、伤残、死亡
⚠️ 这个钱就是纯打水漂——希望这份保险永远用不上，所以它不能太贵
⚠️ 但在真的需要时（touch wood)，保障充足
重疾和人寿以这几个标准来评判很容易。医疗险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可以换一个说法：小病自付大病兜底。
👉🏻 关于自付额和共同承担额上限的规定缩紧
小病自付：不紧急不严重的疾病，完全可以选择公立医疗体系。公立医院的医疗费较低，一般情况基本的MediShield Life已经足够，MediSave的储蓄也能够保证几乎无需现金支出（IP的最低自付额基本在CPF MediSave的支付额度以内）。
大病兜底：紧急或重大疾病时，肯定希望有更多渠道寻求医疗资源。在可以负担得起私立医院保费的情况下，我选择保留私立医院IP和rider，目的就是给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兜底。当医疗账数额越高时，3K和6K的边界效应就越小。面对需要花销200K或更多的重大疾病，我们需要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压力了，在超大额的医疗开支，3K的额外负担根本不值一提。
👉🏻 关于Rider的重要性
Rider除了能给超大额开销设置上限，极大的缓解极端情况下的经济压力，另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对癌症治疗的覆盖。
我仍觉得Rider重要，主要原因就是Cancer Drug List的出台。作为癌症患者家属，深知癌症治疗的复杂性，因为有化疗、靶向药和免疫治疗的药物，很多晚期癌症患者可以高质量的延续生命很多年。之前也聊过住院险对CDL和Non-CDL药物的覆盖，目前只有Rider是可以报销Non-CDL的药物的。家人接受Non-CDL治疗已经一段时间，在和主治医生的交流中也对癌症药物使用有了更多了解。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政府对于CDL的定义：一些新药由于价格高和使用范围有限等原因不能被列入清单，但有些肿瘤的靶点正好匹配上这些药物，癌症药物对于这样的晚期癌症患者就是续命的。
政策调整的负面影响
👉🏻 公立医疗资源挤兑
早报文章中专家指出政策改变可能对公立医疗资源造成挤兑。一个原因是由于自付额需要消费者承担，对于小额医疗账单，消费者必须支付1500到3500不等，所以更可能选择公立医疗低等级病房减少现金（或CPF）支出。但是大额医疗帐单由于自付部分的边界效应减少，如果有Rider保证自付额顶线，那选择公立医疗在费用上的优势就不大了。
但是在Rider价格急速攀升的情况下，去年有超过30%的人选择放弃了IP rider，也就是放弃了自付额顶限福利。这部分人如果遭遇超大额医疗帐单，更可能转向更可负担的公立医疗。如果在新政的推动下Rider价格得到控制，保留Rider的人数保持一定比例，反而是对公立医疗的减压。
一个可能的趋势是消费者针对不紧急不复杂的小病选择公立医疗，复杂的大病有更多可能的选择，这其实是一个良好的趋势。政府需要做的额外工作一是增加公共医疗体量应对需求增长，另外就是加强对私立医疗定价的监督和管控，这两件事都是目前政府在积极做的。
👉🏻 对医疗诊断望而却步
由于保险覆盖降低，一次住院至少需要1500到3500支出，消费者可能对某些不确定的检查检测望而却步。
对消费来说，应该要保持正确的心态：不是因为“保险报销”我才做这个检查，而是我的身体发出信号医生判断我需要做这个检查，不把就医和保险做强绑定。这需要政府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在健康医疗和保险理财两方面的意识。
卫生部部长怎么买住院险？
以上的一些讨论在十月的一期CNA podcast-More isn’t necessarily better for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Health Minister Ong Ye Kung中卫生部长王乙康都有聊到。
在新政下，个人承担费用部分提升，但是Rider的价格下降并更可控。实际推动的是小额医疗支出由消费者承担更多，不必要的检测治疗和滥用医疗资源得到控制。Rider保费更可负担，那就有更多人有足够的预算购买Rider去覆盖小概率的重大疾病。保险得到更合理的使用，实际是有利于消费者的。
王乙康也分享了他自己的医疗保险。他说他年轻时就购买了Rider，现在50出头rider的保费已经超过2000，他希望可以保留Rider但降级到不覆盖最低自付额的选择，可惜他目前用的保险公司没有这个选项（年纪大了住院险很难换公司了）。铛铛，podcast一个月之后政策出台，各保险公司必须推出这样的Rider产品，部长自己的烦恼解决了。